A Taiwanese student who studied Renewable Energy in Frei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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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針對化石燃料的補貼,是各國達成氣候目標最重要的氣候行動之一。然而究竟哪些經濟行為可以視為補貼,哪些化石燃料補貼對於一國氣候目標的傷害最大,人們往往莫衷一是;綠色和平近日針對德國政府十道主要的化石燃料補貼,做出了完整盤點和定量分析,便提供了這個課題的重要參考。

哪些經濟行為屬於化石燃料補貼?

德國聯邦政府的補貼報告中,僅將補貼定義為財務金援和針對既有稅收的減免。然而實際上,某些具有補貼效果的法規、或者某些沒有內部化的外部成本,也應該視為廣義上的補貼。比如說,使用柴油具有計稅上的優勢、國際飛航在符合某些要件下不須被課稅、或者高耗能工業不須支付再生能源附加費等等法規設計,在德國聯邦政府的補貼報告中都被排除,但在綠色和平的報告中皆有被納入。

哪些化石燃料補貼對政府財政和氣候目標傷害最大?

綠色和平的報告估計,德國最主要的十項化石燃料補貼,總金額高達每年489億到528億歐元。其中,對航空燃油的能源稅務減免若能改革,會是不論財務效益或減碳潛力最高的項目;取消柴油稅務減免的減碳效益雖然不那麼高,但財務效益將同樣可觀。綠色和平的報告指出針對運輸部門的補貼具有非常明顯的逆分配效應,因為社會中收入較高或者運輸行為平均碳排較高的族群,在這樣的補貼中得益最多;因此,這部分改革的正當性和急迫性可能最高。

能源部門的話,取消高耗能工業的電費減免有最高的財務效益,取消發電業的稅務減免則是減碳潛力最高的項目;至於農業部門,取消肉製品附加價值稅減免則會有可觀的財務效益。

十項化石燃料補貼若皆能改革,最高有每年460億歐元的財務效益和每年1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減碳潛力(因為同時採取十項改革會有重複計算的效益,故實際總效益應該比個別效益加總還低一些)。

後疫情時代,取消化石燃料補貼更顯重要

取消化石燃料補貼除了對德國達成2030年氣候目標至關重要以外,放在後疫情時代的綠色復甦下討論也很關鍵:綠色和平指出,德國的十項主要化石燃料補貼金額總額,大約是後疫情復甦計畫(Konjunkturpaket)預算的兩倍,而許多將在復甦計畫受益的產業(例如航空業),過去也已經取得巨額化石燃料補貼;在疫情重創聯邦財政的當下,政府除了應該考慮取消化石燃料補貼以減少財政壓力,歷史性的補貼情況和對未來氣候目標的影響,也是復甦過程應該優先援助哪些產業的重要考量。

完整報告請見:Zehn klimaschädliche Subventionen im Fokus-Wie ein Subventionsabbau den Klimaschutz voranbringt und den Bundeshaushalt entlastet,綠色和平,2020年。

本文原載於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粉專上。


A Short Memoir on the Life Philosophy and the Political Stance of My Grand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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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taken on the plains of Guandu (Kantaw in indigenous language), November 2013.

My grandfather from my father’s side passed away on 11 November, the day when the armistice of World War 1 was signed 102 years ago.

From what I was told, he was a diligent person, first as a self employed peasant in Changhua and later a micro retailer at the traditional markets of Taipei. Well, that was way before I was born; he had already retired ever since I was a child.

I learnt very little tangible knowledge from him; his education was from a distant and haunted past of Taiwan’s modern history. He used a Japanese name and learnt about 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the Tripartite Pact at school; I am more used to my American name and learnt about democratization, civil rights, and the importance of rule of law in the days of my studies. He was preparing for war when he graduated from elementary school, and so close to being recruited into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were he a little bit older. War has been, on the hand, more of a “what-if” scenario than an inevitable reality in my ages, and a concept which people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camps utilize most of the time to serve mainly their needs. …


再生能源取代傳統能源的過程中,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會如何變化?各國會變得更民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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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能源和再生能源在地緣政治相關文獻中進行的比較,譯自https://bit.ly/32rAP0n。如本文所示,並非所有比較觀點對再生能源都公允(Ex. 資訊安全的部分)。

再生能源取代傳統能源的過程中,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會如何變化?各國會變得更民主嗎?

這是在挪威國際事務研究院的教授Indra Øverland一直在研究的主題。「根據Jacobson等人的研究,欲守住1.5度C增溫的防線,全球能源需在2030年80%由低碳能源供應、2050年100%由低碳能源供應;這其中大部分將由再生能源的成長所貢獻。」這也刺激了能源轉型對於地緣政治影響的相關討論。Indra Øverland在今年年初參與的一篇文獻回顧(https://bit.ly/2U6uzGX)中,對這個問題做了完整整理。

再生能源成長和地緣政治的相關討論中,國際整體的安全性是常見的主題。眾多文獻可以整理成兩派論點:「衝突不減派」,認為綠能發展會產生和傳統能源性質類似或嚴重程度相若的衝突;「衝突減少派」則認為綠能使用上分散化、較自給自足的特性,有助於減少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兩者的差異主要源自於對於未來國際綠能合作模式的想像,而在一篇專訪中(https://bit.ly/3pb15G4),Øverland顯然認為以綠能、電力化為主的能源轉型,能帶來較平衡的國際貿易關係;「一國切斷別國能源供給的風險因而下降」。

建置再生能源所需要的重要原料,是許多人認為能源轉型的隱憂之一。不過,文獻回顧中提到,對於哪些原料是能源轉型所必要的,其實目前學界不存在共識。總體來說,Øverland認為這些對於重要原料稀缺性的討論,有時被過分誇大了:新技術的產生,很可能會大大降低甚至避免部分的重要原料,而原料也有回收再利用的機會。

資訊安全則是另一項人們常常在討論能源轉型過程中提出的疑慮。然而大部分的疑慮缺少實證基礎或完整的技術說明;同時也有論點認為,去中心化、小型的發電裝置,其實可以降低電子攻擊的危害。總之,隨著能源系統和其他基礎設施的數位化,資訊安全的問題絕非再生能源獨有,將其視為能源轉型的獨特風險,某些時候只是想打擊綠能的發展。

最後,關於能源轉型和民主化的關聯,Øverland在另一篇專訪中(https://bit.ly/32rAP0n)則提出有趣的論點:「由於地緣政治的影響力會因為再生能源而被更平均地分配,很多國家不再有能力控制其他國家;這可能可以促成部分國家的民主化;而『民主和平理論』(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peace)則指出民主國家不會和其他民主國家開戰……因此,(朝向再生能源的轉型)大概能對國際關係有正向效果,使和能源有關的地緣政治變得更不具衝突性。」

本文原載於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粉專


不論如何把核能包裝成下一代減碳明星的宣傳口號,也不敵成本和社會觀感等現實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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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民眾對於不同能源技術選項的正面和負面觀感比較。圖片來源:https://bit.ly/3kL9Wf5

前幾天聽了一集訪問台裔美人總統大選會投誰的podcast(https://bit.ly/31Z8ZIN),裡面挺川或挺拜的論調大多都是大家熟悉的老套說法,倒是一位核工系的同學支持拜登的論點,相對創新卻又天真:簡單來說,他的大意就是拜登當選,美國核能就會有希望;要減碳,非核能不行!(畢竟如果大家發現單靠綠能就能減碳的話,他跟他系上的同學們不就得趕快轉行了嗎?)

新式核能在美國毫無前景

「深度低碳必定需要核能」當然是核工產業為了自身生存所必須不斷對社會大眾宣傳的。但核能所謂的必要性,根本不存在;學界早已有為數眾多的能源系統研究(https://bit.ly/3oD2kxz),指出100%再生能源的路徑不僅可行、甚至更便宜。因此,核能支持者若欲說服社會大眾要繼續保留他們熱愛的技術選項,最少也必須證明他們的技術不僅在未來1.可以快速蓋出來、2.可以量產、3.要比綠能加儲能更具成本有效性才行。

而目前新式核能的發展,證明了前三個要件核能大概都辦不到。現在美國最有希望完成的新式核能計畫是NuScale計畫,這個最早2030年才能完工的計畫總裝置容量不過720MW,而昂貴的成本衍生的風險,使計畫還沒開始前就已經有七座原本加入計畫的城市取消投資在該專案上(https://bit.ly/35QJIkR)。也有報導指出,小型核能反應爐雖然標榜比傳統核電廠更安全,但其緊急冷卻系統的安全性,目前也仍未確認(https://bit.ly/3oLrZUA)。

核能產業這些根本性的阻礙,是不管哪一個候選人當選總統、或哪個政黨控制參眾兩院,都難以克服的。隨著綠能加上儲能的成本不斷降低,核能的正當性只會不斷減少。

核能在美國的社會觀感相對綠能極差

另一個在討論美國能源未來常被忽略的事情是,核能在美國的社會觀感和綠能相比相對極差。9月一份美國人民對不同能源好感度的調查結果(https://bit.ly/3kL9Wf5)如下:對太陽能抱正面觀感者有84%、對風能77%、核煤則皆不到30%;負面觀感來看,核煤與綠能的差異也很大:對核能抱負面觀感接近50%、對燃煤則有58%,但對太陽能抱負面觀感者僅8%、對風能抱負面觀感者則也只有12%。另外,即使支持核能發電的民眾,大多數也反對住家附近設置核廢料最終處置廠。只有超過住家50英哩(80公里),贊同設置者才會大於反對者。

這代表,相較於發展綠能,選擇核能這個技術選項,可能造成更大的社會衝突,核能發電的鄰避性,其實也比綠能嚴重許多;事實上,不論川普還是拜登都反對在內華達州設置核廢最終處置廠(https://bit.ly/2HI163z),也就是說目前美國是沒有一個確定的核廢最終處置廠位址的!而這也是傳統核電廠若欲持續使用上不可迴避的風險。

核能在支持綠色新政的民主黨進步派陣營中,也非必要、甚至是不應納入的選項。民主黨初選中聲望較高的進步派候選人Bernie Sanders和Elizabeth Warren皆反對將核能納入綠色新政當中;美國綠色新政的頭號倡議者Alexandria Ocasio-Cortez起草的決議案中,也明文指出綠色新政的目標之一是「讓美國的電力需求能100%由乾淨、可再生、且零碳排的能源來源供應」(https://bit.ly/3kKN4wa,第7頁第18行至第24行)。

倘若拜登當選,我們當然無法排除民主黨內進步派和建制派磨合過程中,核能產業和其附屬遊說團體試圖改變綠色新政內涵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歐洲正試圖操作的);但在核能的經濟性和必要性站不住腳、核安核廢問題卻持續無解、且民眾顯然偏好綠能遠勝過核能的情況下,認為美國的核能在任何一個黨派的候選人主政下就能「再次偉大起來」,無異癡人說夢。

本文原載於:https://www.facebook.com/momlovestaiwan/posts/199371878076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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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ion poster in Weimar Republic, 1932. From Dokumentationszentrum Reichsparteitagsgelände at Nürnberg.

I always think it is a right time to read Orwell’s essays on (but not limited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pieces of words resonates well into the current world:

“…what impressed me then, and has impressed me ever since, is that atrocities are believed in or disbelieved in solely on grounds of political predilection. Everyone believes in the atrocities of the enemy and disbelieves in those of his own side, without ever bothering to examine the evidence.” (Looking Back on the Spanish War, 1943)

From my own experience, I would say the western left has in general grown away from the immature fantasies their predecessors had on the “socialist model states”: be it Soviet Russia, China, or any other states that claimed or continues to claim to be a socialist one. After all, it is plain stupid to defend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ese nations nowadays. The western right, or the right wing in general, on the other hand, has evolved little ideologically since fascism first became popul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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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ction in the US: I now only hope that the shitshow ends soon and Trump-supporting Taiwanese can wake up from the alternative facts they are fed up with. Besides the US itself, we are probably the nation most affected by waves of misinformation during the campaign.

If the unthinkable nightmare is ever to occur, I am also certain that our democracy will be devastated as severely as the US, if not more. …


生命週期碳足跡應用在生活上的個案分享

最近我手機的螢幕故障,因此面臨了是否修復舊手機還是購買新手機的決策命題。「除了財務上哪種選項划算之外,更換手機的氣候效應會是甚麼?」也是我進行決策時被納入考慮的因素之一。底下這篇文章就來分享整個決策的過程和結果;本文使用的參數都是我實際上決策時曾使用到的數值。

財務觀點分析此問題

應不應該換手機這個問題的傳統財務觀點分析如下。假設一支新手機的價格為C_new元,可以使用T_new年,則其均化成本LC_new為C_new * x^T_new / (1 + x + … + x^(T_new-1)),其中x為適當的資本成本參數(以個人來說應該是自己資產的投資報酬率期望值加1)。

另一方面,假設修復舊手機要花C_repair元,並且可以使用T_repair年,則該時刻手機價格現值為C_new / x^T_repair。

因此,在接下來T_new + T_repair年內,直接買新手機的總成本現值為LC_new * (1 + x + … + x^(T_new + T_repair) — 1),先修復手機再更換的總成本現值則為C_repair + LC_new * (1 + x + … + x^(T_new-1)) / x^T_repair。前者減去後者的趨避成本只要小於0,就應該更換手機。
(注:理論上不論新舊手機,衡量時皆要考慮過程額外的修復成本期望值,但這裡為了簡化計算暫略。)

下圖是設定C_new = 12300元、x = 1.05/年、C_repair = 2600元的條件下,不同(T_new, T_repair)組合下的前述的差值函數。額外地,不同(T_new, T_repair)組合發生的情況可視為一機率函數,因此可以求出換手機與否的趨避成本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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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圖中看出,只要預估舊手機維修後還能運作超過半年以上,基本上就不應更換手機。

氣候觀點分析此問題

假設我們用氣候觀點看待此問題,卻意外地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手機大部分的生命週期碳排來自製程、運送和回收,大約佔了85%;剩下的15%才是使用階段的碳排。假設手機零件的製程碳足跡和其零件成本成正比,可以推估舊手機故障零件的製程、運送、回收碳排佔整支手機生命週期的18%。因此,舊手機為了續用T_repair年而更換新零件的生命週期額外碳排會是原來手機整體生命週期碳排的18% * T_new / T_repair。另一方面,新手機的製程、運送和回收碳排攤提在T_repair年則為原來手機整體生命週期碳排的85% * T_repair / T_new。前者減去後者的淨增碳排只要大於0,就應該更換手機。

在這樣的條件底下,如果預計新手機可以使用4年,則舊手機維修後,至少要再良好運作1.68年,才能真正減少這段期間兩支手機的淨氣候效應。考慮使用階段碳排上,老舊手機的能源效率可能比新機種差的情況,就更不應該買新零件讓舊手機延命。

碳排組成影響不同產品的氣候導向決策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一種產品生命週期碳排的組成,會很大程度氣候導向決策的性質。比如,如果今天是考慮舊建物部分翻修或拆掉重新設計節能建物的話,最重要的衡量標準反而就會是使用階段碳排了。

回到手機和其他性質類似的3C產品,從本文分享的簡易計算,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通用的原則:如果像我一樣3C產品平均使用年限都較長、而產品在瀕臨設計年限故障必須更換零件時,買新產品就可能是對環境比較友善的決策;但如果是在平均使用年限的一半左右就故障時,更換零件可能就是比較合理的選擇。

至於平均使用年限較短的使用者,如果要改善自己3C產品使用習慣的氣候效應,嘗試一些手段增加平均使用年限可能是最有效的做法。

當然,消費者自行計算自己消費行為的氣候效應,只能算是增進氣候意識的一種環境教育手段,對於整體氣候政策的走向並不會起到決定性作用。只有聯合眾人,根本性地要求科技大廠和其上下游產業鏈逐步落實100%綠能和碳中和等承諾,才是讓這個產業能逐步達成永續的治本之道

(本文原載於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粉專上)


一份研究指出,核能發電佔比和國家減碳量沒有顯著相關性。另一方面,綠能發電佔比和國家減碳量卻有顯著相關;同時,核能和綠能具有互斥性。我們應該如何解讀這樣的研究結果?

一般討論要核能還是要綠能的政策路徑,核能或綠能的支持者往往僅將焦點放在少數幾個指標性參考國家。然而,大力擁抱核能,就可以保證產出如法國般的核能機群,而不是藉口發展核能延宕燃煤除役的波蘭嗎?大力擁抱綠能,又如何能保證必然達成德國能源轉型至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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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38/s41560-020-00696-3

為了更全面地理解發展核綠等不同政策路徑對於一國減碳真正的貢獻,有必要針對更多擁核/擁綠國家的歷史紀錄做一分析。因此,英國Sussex大學Sovacool教授近日發表在自然期刊網站的學術論文〈發展再生能源與核能的國家在碳排上的差異〉(Differences in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between countries pursuing renewable electricity versus nuclear power),便對這個主題有了突破性的答案。

研究內容:核綠有助減碳、核綠互斥等三種假說的各自驗證

Sovacool教授的期刊論文中,提出了三種可被驗證的假說:核能有助減碳、綠能有助減碳、以及核綠互斥。為了驗證這些假說,世界各國被分為擁核與擁綠兩種分類,並且針對兩種分類的GDP、核能發電佔比、綠能發電佔比、以及人均碳排等變數,做歷史資料的迴歸分析。

分析結果發現:在1990年到2014年兩個時間區間內,核能發電佔比和一國減碳量沒有顯著相關性,且兩者相關性在大多數情況下顯著受到GDP影響。另一方面,綠能發電佔比和一國減碳量則有顯著的負相關,且此相關性受GDP影響不顯著。簡而言之,分析結果否定了「核能有助減碳」假說,並且支持「綠能有助減碳」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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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碳排和GDP、核能發電占比、綠能發電佔比做複回歸分析後,核能發電佔比和碳排無顯著相關,綠能發電佔比和碳排則有顯著負相關。此分析結果否定了「核能有助減碳」假說,並且支持「綠能有助減碳」假說。

至於「核綠互斥」假說,則被部分地支持:在擁綠國家,核能發電確實和綠能發電有顯著負相關,但在擁核國家就沒有如此的顯著相關。不過研究團隊有提到,後者沒有顯著性可能和擁核國家樣本較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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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擁綠國家中,核能和綠能的發電佔比有顯著的負相關。擁核國家也有類似的核綠互斥情況,但核綠的負相關性並沒有達到顯著性,研究團隊推測這和樣本數較少有關。

如果解讀Sovacool 等人的研究成果?

進行回歸分析時很重要的概念是:有相關性不代表有因果關係,但沒有相關性則代表沒有因果關係(或者因果關係不夠顯著,在現實中無足輕重而可被忽略)。因此,這份研究雖然證實了核能發電佔比和碳排沒有相關性和因果關係,對於綠能佔比為何和碳排能有相關性、以及核綠為何互斥,仍需前述分析結果以外的論證方能說明。

研究團隊指出,1990年代以來,核能成本和建置時程不斷增加,而再生能源發展的主力:風能和光能,成本和建置時程則不斷優化。同時,持續至今的世界級核災(三浬島、車諾比、福島)對核能產業的規範和設計造成更多嚴格要求,這是綠能發展上沒有遇到的阻力。最後,一般來說對於綠能的社會接受度仍遠高於核能。

嚴格來說,前述論點皆屬於假說在論文中被提出,「核能無助於減碳」、「綠能可能有助於減碳」與「核綠可能互斥」等分析結果的成立機制,仍待驗證。

不過這次研究結果,仍可以和之前我們討論核能生命週期碳排的文章中提到的「機會成本碳排」和「政策情境碳排」等概念做前後呼應:機會成本碳排指的是將有限資源選擇投入一項能源計劃後,和投入其他較迅速建置的低碳能源選項相比,能源系統會淨增加的碳排放量;政策情境碳排則進一步延伸機會成本碳排的概念,考慮大尺度政策路徑對社會整體長期的碳排淨效應。Sovacool 等人本次的研究,強化了之前我們提出的論點(即考慮「機會成本碳排」和「政策情境碳排」後,核能並不適合在能源轉型中和綠能搭配),也是接下來核綠相關的能源政策討論中,擁核者不可迴避的議題。

(本文原載於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粉專上)


上週Fridays for Future全球氣候遊行,是肺炎疫情後首次全球實體串聯。當眾人積極討論如何透過系統性變革和全面轉型,守住增溫2度C、甚至1.5度C的防線時,不意外地,擁核人士再度試圖把辯論主題困在「到底要不要核能」的泥淖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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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台大氣候行動社粉專

事實上,這不是第一次發生這種事情。去年3月的全球氣候遊行串聯後,Greta Thunberg已經針對這個議題做過回應:「只要我們繼續讓『那核能咧?』這種論戰持續存在,(認真地面對危機)就不可能發生。這是在浪費我們的時間、這是一種氣候緩靖主義。」

她的說法至今仍有效。一年半過去,如果有甚麼改變,那就是綠能和核能孰優孰劣的答案,更加清晰了:即使在肺炎疫情肆虐的當下,綠能仍逆勢保有成長動能,且日益便宜;相反地,核能產業的噩耗不斷,近期就發生一週內七部核能機組宣布執照到期前除役日立正式推出英國核電計畫等等。最近出爐的2020年版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再次揭露這樣的事實:放眼世界,13部本應於2019年開始發電的核能機組,僅6部辦到;2020年上半年則沒有任何一部核能機組上線(下半年截至完稿為止也僅兩部)。

在遊行期間與之後,擁核擋綠的人士念茲在茲想指鹿為馬,將歐盟綠色政綱講成全力支持核能發展的能源規劃;實情卻遠非如此。德國、比利時、奧地利、義大利、葡萄牙、丹麥、瑞典等等諸多歐盟會員國,國內已經達成或有規劃達成非核目標;那些妄想未來興建新核電廠的國家(捷克、波蘭),其規劃和全力發展綠能相比,被能源轉型智庫視為毫無經濟性;那些正在興建新核電廠的國家(法國芬蘭),則面臨工程不斷延宕、預算超支的窘境。

只要看看那些能源轉型進入加速階段的地區,就知道對抗人為氣候變遷的真正解方是甚麼:2020年,德州預計裝設的風能發電機組總量,相當於過去五年加總,太陽能的裝設量,則將較去年成長三倍。現在德州等待審核併入電力系統的案件,太陽能達75.3GW、風能達25.5GW、電池達14.5GW。那核能咧?不好意思,0GW。

澳洲能源轉型專家Simon Holmes雖然對各種新式核能選項的可能性保持開放態度,但在回應維多利亞州州議會的諮詢時,仍務實地提出:「諮詢的委員們應該要留意,即使便宜的(新式)核能在未來真能開發成功,它也許會對一個提供廉價、可靠、和乾淨能源的能源系統有所助益,但絕對不是這樣子的能源系統的必要條件。」

核能最多僅是可有可無的配角,綠能才是能源系統低碳化的必要條件,這是所有認真做能源系統模擬或分析的學界業界專家都應該會接受的論點。因此,一邊說為了阻止人為氣候變遷加劇而要發展核能,一邊卻整天用過時的基載教條攻擊綠能的天然特性,這種擁核擋綠的言行,才是真正在氣候議題上打假球。

話說回來,國際核綠產業的大方向,或許和台灣能否選擇核能也沒有直接關係。台灣的核電廠廠址多處活動斷層附近、有的機組現在連用過燃料棒都拿不出來(因為用過燃料棒池已經爆滿)、更別提核四這種續建還要花多久多少錢都不知道的無底錢坑……2025年以後是否續用核能,在台灣從來都是假議題。復興核能,這種從工程、法規、地方政治來看都辦不到的事情,要拿出來當拖延其他有效的氣候政策的藉口,除了滿滿的惡意與自私以外,我想不出任何良善動機。

關於每次討論氣候議題都要前來鬧場、轉移焦點的擁核擋綠人士,我心裡的感想正如長期推動台灣氣候法規政策健全化、加速能源轉型量能的立委洪申翰所轉述的

「這群腦子只有核電的人,今年又來了…」

(本文原載於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粉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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